任晓宁   
      我国数字出版转型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与之前相比，产业规划更加明晰，发展模式更加多元，产品推广更加智能，赢利模式逐渐清晰。但与此同时，与国外先进案例相比，我国数字出版依旧进展缓慢，面临不少问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谈了自己的见解。
        出版社已形成赢利模式
        《中国新闻出版报》：这次出版转型示范工作的成果主要都有哪些？与之前相比，今年的出版数字化转型有哪些特别之处？
        郝振省：今年的数字化转型取得了很多成果，可以从六个方面来概括。在产业规划方面，几乎所有的传统出版企业都开始规划自己的数字出版发展方略，相当数量的出版社、出版企业不仅有短期的计划，还有中长期规划。在发展模式方面，出版社已经打破了单一的模式，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在产品生产方面，有的已经确定了一些产品和项目，有的产品已经定型，正在开始推广和应用，还有的产品已经形成了产业链。在产品推广模式方面，也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比如人民军医出版社从2010年就在发售纸质书的同时配发阅读卡，通过阅读卡实现了同时在线阅读，还可以链接中华医学资源核心数据库，了解更专业的知识，这种模式成为了国内首创，也显示了全媒体出版比起单独电子出版的优越性。
        另外，从投入产出、赢利角度来讲，很长一段时间有人说数字出版是烧钱的，但现在不少出版社已经初步形成了赢利模式，有了实际的赢利。比如北师大出版集团，2011年在数字出版方面的纯利润就有193万元左右，2012年已经达到340多万元。
        最后一个成果则是，在这些产品、模式不断推出的同时，也培养了一支人才队伍。数字出版现在已经形成了不同规模的复合型人才。
        《中国新闻出版报》：目前国内传统出版业的数字出版总体处于什么水平？同国外数字出版企业相比，差距主要在哪儿？
        郝振省：我国目前已经有了一批领军企业，也产生了一批领军人才。在领军企业和人才的带领下也有一些很好的项目，同时也掌握了一定的核心技术。
        但与国外相比，还有两个方面的差距。一是定位的差距，国外一些大集团或标志性出版企业，已经把数字出版作为整体战略的核心板块。而相比之下，国内的集团和企业还只是把它作为其中一部分，更多的精力还是用在上市、多元化开发上，没有意识到数字出版的紧迫性。这是一个最大的差距。
    二是运营模式的差距，国外一些大集团现在是在做“减法”，他们合并同类项，并且为了合并同类项，他们不惜忍痛割爱。比如全球最大的出版集团之一培生集团，为了加强教育资源数字化的开发，就把企鹅出版社和《金融时报》都卖掉了，同时又购进了以教育服务为主要业务的美国在线公司和以商业英语为主打的全球新闻公司。而我们却更多的是在做“加法”，把能够增加短期效益，或者只要是会有效益的板块就通通容纳进来。这是让我们担心或者着急的一种差距。
        数字出版需要“强者通吃”
        《中国新闻出版报》：今年以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开展了“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工作”评选，并已公布了首批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在你看来，政府部门在引导产业发展上还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
        郝振省：政府部门今年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这次的全国数字出版企业示范单位评选，就是试图通过这种措施鼓励出版单位，让他们做得更好、走得更快，同时也引领整个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的步伐加快。
        同时，今年上半年，12个数字出版基地已经全部落地，有的发展得相当不错。此外，政府还投资主导了一些重点数字化项目，比如国家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已经进行了两年多的时间，中华知识资源数据库的项目也有望年内启动。其他还包括政策、资金支持等。但是，出版社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还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需要传统企业审时度势、与时俱进。
        《中国新闻出版报》：对于国内数字出版下一步的发展，你有怎样的判断？
        郝振省：数字出版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特点，就是它海量的信息、海量的消费、很大的资金投入。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要有“强者通吃”的局面，比如亚马逊对销售平台的垄断，安卓和苹果对于移动应用商店的垄断，它们的地位已经很难撼动。就国内而言我认为也要走这个模式，我们有一大批有实力的数字企业或大的传统企业，如果能够抓住机遇，制定正确的战略，方法和路径又比较正确的话，就有可能形成一个好的数字出版生态系统，有可能处在垄断地位。
        另外，绝大多数的中小出版企业应该审时度势，清楚自己在整个数字生产企业里面的位置和在整个链条里面的环节，不要贪大求全。它们或者做推广商、或者做内容提供商，或者做某一个方面的服务商，一样能够赢得市场、赢得自己生存的空间。
        《中国新闻出版报》：对传统出版企业下一步如何发展数字出版，你有怎样的建议？
        郝振省：就目前来看，传统出版企业发展数字出版需要做到三个方面的转变。一是要从工业化的思维转向信息化的思维。传统产业还处于工业化的阶段，而数字出版是一个信息化时代的产物，所以能不能把握住时代的脉络，掌握网络生存的规则，遵循网络运行的规律，是一个有没有未来的重大战略选择问题。如果跟不上，将来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就有可能难以为继。
        二是需要从传统时代的生产关系转向服务运营管理。数字化时代的管理，是要把先期规划、技术平台和营销系统组成三位一体的数字化链条，比如国内的一些公司把通信业的优势移植到出版领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三是要从激烈竞争转到合作运营。在一段时间里内容生产商和技术提供商有一个很大的矛盾，这个矛盾现在还存在。技术商凭借着技术优势把内容资源的价格压得很低；内容提供商出于对这种情况的不满，有时候就不把好的产品拿出来给技术提供商，其实这是不正常的发展现象。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正在改观，比如上海《解放日报》和腾讯门户网站去年的合作，就通过自己在新闻方面的优势和门户网站的渠道优势、传播优势，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实现了1200万元的营业收入。传统的新闻出版内容和生产服务商、技术商不是纯粹的竞争关系，更多的是一个竞合关系，完全可能在一种和谐的界面下各自发挥优势，达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局面。我觉得这是我们发展的一个方向，也是我对传统出版企业的一个建议。